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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为什么要迫害苏轼兄弟呢

章惇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由于他晚年排挤苏轼，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奸臣。其实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章惇是能够让北宋翻身的人，苏轼只能让北宋一步步滑到坑底，因此章惇排挤苏轼，也不过是打击改革的绊脚石罢了，算不上迫害。

只可惜宋哲宗去世的比较早，章惇的改革匆匆落幕，自己也被继位的宋徽宗迫害致死。

章惇在宋朝被列入了奸臣的行列，理由是他推行新法，打击保守派。宋朝一直以来积贫积弱，就是因为这些保守派的影响，真的要划分奸臣的话，苏轼、司马光这些人都比章惇更有资格进入奸臣的行列，影响国家的变革，比小贪小恶的罪过更大。

苏轼是一个好诗人，却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北宋从建国开始就开始积贫积弱，一直到王安石掌权的时候才开始有所好转，章惇就是变法派的一个重要角色。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章惇和苏轼的私人关系不错，章惇也是一个很有文采的人，和苏轼两个人在文学上惺惺相惜。

王安石变法时期，苏轼因为反对新法遭到了打击，在乌台诗案发生时，章惇虽然是变法派的重要人物，却依然帮助了苏轼。

苏轼本来必死无疑，但是在章惇等人的帮助下，成功的避免了**，还获得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虚衔。

这时候的章惇一直做到了副丞相的位置，是变法派的二号人物。

他肯出手帮助苏轼，正是因为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的感情。后来保守派再一次掌权，章惇受到了严厉的打击，七八年的时间里面，换了好多地方做官，官总是越做越小，这个时候苏轼却慢慢的成为了保守派里面的领导人物之一。

等到宋哲宗亲政的时候，对于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非常的痛心，再一次启用了章惇变法，这时候章惇有了上次保守派卷土重来的教训，开始对保守派进行毁灭性打击。

对于司马光这样已经去世的保守派直接开棺鞭尸体，对于苏轼这种在世的保守派贬低到荒无人烟的海南地区。

求宋朝宰相章惇的介绍

章惇(1035—1105)，字子厚，福建浦城人。《宋史·章惇传》说：“惇豪俊、博学善文”。“熙宁初，王安石秉政，悦其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旋又命为湖南北察防使，以武功“擢知制诰，直学院士判军器监。”又以勘乱有功，得到宋神宗赏识，熙宁七年(1074年)五月命为三司使(计相)，同年十月建议建立变法的重要机构——三司会计司。此间他极力赞助王安石变法，成为变法派的中坚分子。熙宁八年(1075年)王吕交讧，吕惠卿贬谪，邓绾论“三司使章惇协济惠卿之奸，出知湖州”(1)。

元丰三年(1080年)神宗起用章惇为参知政事。是时王安石意志消沉，退居金陵。而熙宁新政在元丰间基本上能够得以延续，同章惇、蔡确(元丰五年任相)等变法派领袖坚持变法立场是分不开的。

随着政局的动荡，章惇一生几起几落，《宋史》竟把他列入“奸臣传”，给他定的主要“罪状”是，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

个性豪俊，博学善文。中进士之後，初任县官，以欧阳修推荐，入朝试馆职，被劾，复出任县官。

宋神宗熙宁二年（一○六九），王安石秉政，赏识章惇之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协助推行新法。荆湖溪峒诸蛮为患，熙宁五年（一○七二），章惇受命察访荆湖北路，经制蛮事三年有馀，开拓境土数百里。其後历任朝廷及州郡官。

宋哲宗即位，迁章惇知枢密院事。其时宣仁太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主政，尽罢新法，章惇力争，因而被黜出外郡。元祐八年（一○九三），宋哲宗亲政，以绍述熙宁、元丰为志，明年改元为绍圣，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既为相，复行新法，对元祐诸臣大肆报复，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并企图追废宣仁太后，因宋哲宗感悟其非而止。章惇虽对付旧党手段过激，事同弄权，但能不以官爵私其亲人。

宋徽宗立，迁章惇特进，封申国公，然以章惇尝反对其嗣立，遂生嫌隙，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调和新旧两党。章惇则以罪贬逐於外，至崇宁四年卒。

章惇为人多谋善断，对政治特别敏锐，知人善任，同时具备较高的军事才能，文武兼备。如果宋朝能够接受他的建议不选端王，那么就不会有宋徽宗，不会有金灭宋的结果，中国早就可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章惇和苏轼为何反目成仇

章惇和苏轼随着政见的不同反目成仇。

在当时的政治版图中，苏轼属于旧党，章惇则属于新党。由于苏轼屡次陈言新法的过失，被新党视为眼中钉，拼命从其诗文中寻找“罪证”，一意将他置于死地。

当时新党中的李定、王珪、舒亶等人，利用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认为苏轼自比“蛰龙”，诬陷他有不臣之心。苏轼因此下狱，其间非常绝望。

就在苏轼性命攸关之时，新党阵营里的章惇站了出来，他在神宗面前与同僚据理力争，力证苏轼的清白。退朝后，章惇当面痛斥宰相王珪：你是想让苏轼全家都灭口吗？对于这番诘难，王珪无言以对，只能说自己是从舒亶那里听来的。章惇厉声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一连串的逼问，令王珪哑口无言。在多人的营救下，再加上神宗本来就没有杀害苏轼之心，最终苏轼保住了性命。

尽管苏轼的性命得以保全，但这位弱冠之年就名满天下的士子，往后的人生路越走越坎坷。在新党得势之日，他不受重用；而旧党当权之时，主政者尽废新党的政策，他认为新法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宜全部弃去，因此又不受旧党待见。

宣仁太皇太后去世之后，旧党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宋哲宗亲政，章惇受到重用，对旧党展开疯狂的报复，苏轼尽管不为旧党倚重，但也被列入了章惇的大力打击名单之中。

苏轼被贬至岭南时，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等诗句，看上去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这种状态没有延续多久，章惇很快再度将苏轼贬谪，这次是让老朋友前往比惠州更荒凉的地方海南儋州。

章惇的儿子章援是苏轼的门生，当初章援正是因为得到苏轼的赏识而获得功名。后来苏轼受诏北返中原，即将获得重任。这个时候，章惇失势了，章援去拜访老师苏轼。还没有见面的时候，章援很惶恐，不知道老师是否会念及与父亲的新仇旧恨，于是先写了一封信过去探一下口风。

苏轼让章援放下心口的大石。在这个时候，苏轼也已到了风烛残年，不久后就病逝在北归路上，曲折的一生画上了休止符。

两人曾是最亲密的友人

嘉祐二年（1057）三月，宋仁宗御崇政殿亲试礼部进士，章惇与苏轼同榜高中。在此次礼部廷试中，章惇有一个不寻常的表现：因其族侄章衡获状元，他落在晚辈之后，居然愤愤不平，质疑考官识见，弃进士诏令于地，放弃此次功名。

章惇再考，中甲科第五名。可见此人性情与才华之不凡，一是竟在考场与晚辈亲属论高下，耻于在其侄后；二是考场似乎为他而设，只要进考场，必然如探囊取物，庸常之人哪来此种胆识。

高中同榜进士，并非章惇与苏轼交往的起始。真正的交往起始于章惇随后调任商洛令，苏轼调任凤翔府节度判官，两地相邻，皆为陕西路辖地。恰好在嘉祐七年（1062）秋天，陕西路在长安举行解试，章惇与苏轼皆参加试务，有此机缘，又是“同年”，负责陕西路的帅臣刘敞对他们“皆以国士遇之”，“二人相得欢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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