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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太宗十思疏十思是哪些

十思：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译文;见了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想到知足以警戒自己；将要大兴土木,就想到要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宁；考虑到帝位高随时会有危险,就想到要谦虚,并且加强自我修养；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江海是居于百川的下游；喜欢打猎游乐,就想到把三面追赶野兽,留一面放生作为限度；担心意志懈怠,就想到做事要始终谨慎；忧虑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接纳下属的意见；害怕谗佞奸邪,就想到端正自身以斥退邪恶小人；加恩于人时,就想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赏赐不当；施行刑罚时,就想到不要因为正在发怒而滥施刑罚.

魏征直谏太宗十思疏的全文翻译

翻译：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帝王凡是有兴土木的大事，必须以物资人力来衡量利弊。当初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的人力极为多数，而没有抱怨的人，顺应了力量，众人能享受建设成果。秦始皇营建宫室，但人民非常反对，因为（始皇）是为了满足其私欲，不和人民一起享受。朕现在想造一座宫殿，材木工具已经准备就绪，但想想秦始皇的事，所以打算放弃。古人曾说：‘不做没有益处的事，只挑有益的做。’‘不显耀可以引起贪欲的财货，免得搞乱人民清净的心思。’所以可知显耀财货，他的心一定被污浊了。就像雕镂器物，珠玉服玩，如果只知道享受它们，那么灭亡的时候就能数着日子到来了。自王公及之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若装饰过于豪华，便一切都停止供应并查处。”所以二十年来，风俗简朴，衣服没有锦绣，财产富饶，没有饥饿的坏情况。

贞观二年，公卿上奏说：“依《礼》中所讲的，六月夏日，可以居住在凉台，但是现在夏天暑气没有退却，秋天凉气刚刚开始，皇宫中非常潮湿，所以请求修建一座暖阁让您居住。”太宗说：“朕有哮喘病，难道就不怕潮湿？但如果修建的话，会浪费许多人力物力。以前汉文想修建露台，因为惜怜十户百姓家产（而放弃这个想法），朕功德不及汉文帝，而比他还要奢侈浪费，难道是为人父母的道理吗？”所以再三上书，（太宗）就是不允许。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说：“用华丽地装饰宫殿，游览、观赏池台，是帝王想作的事情，（也是）百姓不希望（帝王）做的事情。帝王想要做这些的原因是要享乐，百姓不希望的原因是（那样会造成他们）劳弊。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施行的话，那就是“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的事情，实在不可以强加在百姓身上。我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件事都可以自己决定，如果能自我约束，如果百姓不想做，就能够顺应他们的情况。”魏征说：“陛下本来已经爱民，每每约束自己来顺应百姓。臣听说：‘为别人着想的人能康健，以自私夺利为思想的人不能长存。’隋炀帝思想贪得无厌，只喜欢奢侈，主管官员一旦有大工程，稍不如意，就以严刑待之。上级喜欢的，下级就千方百计奉承，长此恶性循环，直到灭亡的一天，不是书中记载，陛下也亲眼目睹过。因为他（炀帝）暴虐，所以顺应天命让陛下取代。陛下如果能吸取教训，现在就不仅仅是这样了。如果不知足，就比这还要严重得多。”太宗说：“爱卿所说的很好！不是你，朕怎么能听到这番忠言？”

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的“十思”是哪十思

《谏太宗十思疏》一文中的“十思”如下：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十思”正是针对贞观中期以来太宗的“十忘”提出的，是当时太宗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十思”的每一“思”都是先述太宗在“居安”现状下遇到的实际问题，再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魏徵在这里将思想和行动紧密地联系起来，用意是很深刻的。

原来从贞观中期起，唐太宗崇尚空谈，不务实际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如贞观十一年他巡游洛阳宫，泛舟积翠池，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修造的亭台楼阁，还大发议论说“（炀帝）好行幸不息，民所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看起来他似乎应该以隋为鉴了，但最后他洋洋得意地说“今其宫苑尽为我有”，并且他照样地“行幸不息”起来。

又如要选拔人才，唐太宗说了千百遍，可是没有像样的行动。魏徵上疏批评说：“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怎样才能使言行一致呢？那就必须经常反省，从各方面检查自己，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而不是空谈一气。这就是“十思”的精神实质。

最后，作者说明总结“十思”，发扬“九德”，选拔人才，文武并用，则人君就不必“劳神苦思”，而国家却可以“垂拱而治”。“垂拱而治”不同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它要求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积极地求治，不是消极地以不治为治。

拓展资料

《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于贞观十一年（637）写给唐太宗的奏章，意在劝谏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其德义。太宗，即李世民，唐朝第二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开明君主之一，在他的统治时期，出现了安定富强的政治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十思”是奏章的主要内容，即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疏”即“奏疏”，是古代臣下向君主议事进言的一种文体，属于议论文。

唐太宗李世民跟随其父亲李渊反隋时作战勇敢，生活俭朴，颇有作为。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在贞观初年，他借鉴隋炀帝覆亡的教训，进一步保持了节俭、谨慎的作风，实行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

经过十几年的治理，经济得到发展，百姓生活也富裕起来，加上边防巩固，内外无事，唐太宗逐渐骄奢忘本，大修庙宇宫殿，广求珍宝，四处巡游，劳民伤财。

魏征对此极为忧虑，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后面隐藏着危机，在贞观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称“论时政第二疏”。

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写了《答魏征手诏》，表示从谏改过。这篇文章被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贞观十三年，魏征又上《十渐不克终疏》，直指太宗十个方面行为不如初期谨慎，被太宗书于屏风之上。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谏太宗十思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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