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剧戏曲音乐作为潮州传统音乐的一部份，在这一时期对社会活和市民文化意识产生很大的影响，其能够汲取诸多外来剧种音乐精华，兼收并蓄，融化、演变、发展而臻于完善，从而使潮剧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使潮州传统音乐更趋于多元化的音乐结构，由此构成了潮州音乐丰富而独特的艺术体系。

从潮乐旋律音阶调式形态与秦腔音阶调式的对照中，也可看出彼此有着渊源关系，如音程结构、特性音程、特征音与其表情内涵略同，由于特殊性性音程关系产生调式交替自然形成调式色彩对比也有许多类同，如：以变为宫和以闰为宫、以变宫为角从而促使旋律调性的发展因素等。

潮乐活五调可视为我国变体古燕乐音阶的血统，重六调可视为我国变体古雅东音阶的血统，变、闰二音的多义性也是具有燕乐音阶的特点。

魏晋隋唐之后，柱促使弦哀，已经成为秦筝的一大显著特色。潮筝急弦促柱之法的沿用逐渐衍生轻重三六有演奏技法与秦腔楚调空弦散声和侧调空弦散声的欢音与苦音之调的变化，同出一辙。这又窥见潮乐从中原汉族音乐承传的例证。

纵观潮州音乐的历史演变、发展。是由简单雏形至丰富成熟的过程。以锣鼓乐为例，最初用于游神赛会或喜庆节日的演奏活动，所用的乐曲不多，鼓只用一个，斗锣四个、大钹二副，或用柿饼鼓一个、小钹一副、月锣一个，伴以唢呐等乐器演奏，演奏鼓点节奏多以二板慢速或快、慢拗槌，或用三板快的招诗（相思）锣鼓，演奏采用曲牌也极其简单。清后期出现了精通戏曲牌子、锣鼓的许多教戏先生，对大锣鼓进行改革和整理。他们从正音戏、潮音戏，白字，外江等戏曲精彩剧目情节内容中，撷取其锣鼓牌套予以更简炼更集中的处理，采用更完美、更统一的套曲结构，发挥音乐与锣鼓对比变化的特性，赋予更高的鼓乐合奏的大锣鼓，如传统大锣鼓《三关》、《薛刚祭坟》、《洪迈追舟》、《十仙庆寿》、《抛鱼》、《封相》《掷钗》等十八套。都是这些都戏师傅改编整理所作出的贡献。如誉为大锣鼓创始人的饶平籍袋仔先生，潮州欧细奴、张春辉、黄炳林、刘超等人。除了整理改编之外也不可忽视演奏名家之精湛技艺的影响与师承传播促进的作用。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大锣鼓演奏名家有邱侯尚、陈松、许裕兴、卢海清等人，先后由他们培养出来的徒弟成为当今大锣鼓传人的林运喜、黄义孝、陈镇锡等人。唢呐是大锣鼓曲的主奏乐器，唢呐出色的名演奏家如周才、陈桐、蔡莫光等人，可以说他们与锣鼓演奏家配合很默契，在塑造音乐形象，发挥大锣鼓的艺术魅力方面，共同作出卓著的成绩。 潮州音乐主要特点是古朴典雅、优美抒情。它的主要乐器是二弦、二胡、扬琴以及锣鼓等打击乐器。潮州音乐保留了很多南音古韵，日益为世界所关注。它源于当地民歌、歌舞、小调，并吸收弋阳腔、昆腔、秦腔、汉调、道调和法曲诸乐的素材，兼容并蓄，自成一类。它蕴藏丰富，品种繁多，大致可分为广场乐和室内乐两大类。前者包括潮州大锣鼓、外江锣鼓乐、潮州小锣鼓、潮州花音锣鼓、潮州八音锣鼓，后者包括笛套古乐、潮州弦诗乐、潮州细乐、潮州庙堂音乐等。经常演奏而广泛流传的《画眉跳架》、《粉蝶采花》等就是潮州小锣鼓的优秀作品。弦丝乐又叫弦诗乐，是一种由几个人组合演奏的音乐。这种音乐曲调轻快而抒情，旋律和谐悦耳，具有南派音乐的韵味，是潮州（府）农村最流行最普及的乐种。而笛套音乐可分笛套锣鼓和笛套音乐类，它是属于宫廷音乐的一种，风格庄重古朴。潮州细乐则是潮州弦丝乐的变种，是以三弦、琵琶、古筝为主要乐器组合演奏的乐种，清新细腻，极具抒情韵味。庙堂音乐则是一种从事佛事活动时演奏的曲子，悠扬典雅，各庙堂演奏的就是这种乐曲。所以潮州音乐是一种宠大而完整的音乐体系。

潮州音乐内涵丰富，既能表现小桥流水式的趣味，又能演绎出气壮山河的史诗。潮州音乐所独有的二四谱是十分古老的谱式，在其独特的律制中，si、fa二音的灵活变化体现了潮乐独特的韵味，同时构成潮乐轻六、重六、活五、反线等多种调式以及演奏上强调充分发挥作韵和即兴加花两种技法。

潮州音乐的曲目十分丰富，虽然五大类各有自己的名曲，但最著名的是称为潮乐十大套的曲目。它是潮州音乐中具有代表性的精品，这十大套的名称是《昭君怨》、《寒鸦戏水》、《小桃红》、《平沙落雁》、《凤求凰》、《月儿高》、《玉连环》、《黄鹂词》、《大八板》、《锦上添花》。这十大套，多数是古谱，结构严谨，段落分明，旋律古朴优美，完整地保留了古典的韵味。潮州音乐常用乐器约有二十余种，最具有本地特色的是二弦、唢呐、深波等。代表性曲目有《抛网捕鱼》、《双咬鹅》（大锣鼓）、《昭君怨》、《小桃红》（细乐）、《晏灯楼》（苏锣鼓）等。潮州音乐的乐器组合、演奏技巧、曲式结构、变奏手法都具有独特的章法和美学依据，是一笔非常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 潮乐的曲体结构具有民族特点，符合民族审美习惯。旋法以五声骨干音为主，虽有六声、七声的运用，但实质是奉五音的关系。乐律基本上是用三分损益律，但在七声音阶中，由于si音偏低,fa音偏高，常出现3/4全音和1/2半音，所谓中立四度、中立七度的中立音程，又越出了三分损益律的局限。由于某些音级在音高上的微升、微降和游移现象，旋法极讲究润饰和作韵，使调式色彩产生种种之变幻，令人回昧无穷。

实际上起着类似调号的作用。这些调皆出自二四谱的易音变奏而得称，并各自体现特定的情绪气氛。相对而言，轻六表现轻松愉快，重六表现深情激越、活五表现缠绵悱恻、轻三重六表现幽闷思恋，反线表现逸畅谐趣。这些音符调式的变幻，也就是潮乐色彩变奏体现，极富表情意义，使调式加强对比变化，又巧妙支运用了综合调式性的表现手法，故形式独特的风格。 包括大锣鼓、小锣鼓、笛套锣鼓、苏锣鼓、八音、花灯锣鼓等。

潮州大锣鼓是以大鼓为中心，多种打击乐相配合，以唢呐为领奏并配以管弦乐的大型合奏式音乐品种。它粗犷雄壮、气势磅礴，音乐格调绮丽清朗，司鼓艺术别具一格，能表现重大历史题材和渲染节日喜庆气氛。

潮州大锣鼓流行于广东省潮汕地区，从清锣鼓形式发展起来。过去，在潮州各地都设有锣鼓馆，在每年游神盛会时演奏，乐器只用四面锣、二副大钹，属清锣鼓形式，俗称四锣二钹。因奏法过于简单，艺人们增添了唢呐吹奏一些弦诗谱，如《过江龙》、《百家村》等，这样有吹有打，发展成为吹打形式。

据专家介绍，潮州大锣鼓植根于潮州，其形成可以追溯至唐宋年代，后广泛流传于粤东、闽南和东南亚各地，有着中华民族民间音乐瑰宝的美誉。

大锣鼓是以打击乐为主并配以管弦乐的一种合奏形式，以唢呐为旋律主奏乐器的也称唢呐大锣鼓。大锣鼓在潮州音乐中最为普及，流传面最广。大锣鼓除大鼓外，锣器较有特色的有钦仔、深波、斗锣；其次有苏锣（形制比马锣大）、亢锣、月锣、大钹、小钹等。由于锣器各具音乐特点，且各有固定音高，演奏丰满协调，并具有简单的和声效果。与管弦乐合奏时，刚柔相济，动静相宜。大锣鼓传统形式分长行套与牌子套。长行套常用于节日喜庆、盛会、**等大场面；牌子套多脱胎于正字戏的曲牌锣鼓，原主要用于表现戏剧故事情节，由若干牌子联缀成套。统曲目共有十八套之多，其中分文、武套。文套。文套文静温柔，长于表现悲欢离合，男女之情，如《抛网捕鱼》、《掷钗》等；武套则气魄雄伟、豪放磅礴，适于表现古战场的格斗场面，如《关公过五关》、《薛刚祭坟》等。

为丰富演奏曲目，各锣鼓馆争相聘请正字戏班的乐师传授音乐，于是吸收了戏曲乐队中使用的一些乐器，增添了小唢呐、苏锣、深波和一些常用弦乐器等，逐渐形成了现在这样吹、打、拉、弹俱备的综合性吹打乐队。

吹管乐器有大唢呐、小唢呐、大笛（横笛）、小笛（俗称箫仔）、箫等；打击乐器有的鼓、苏鼓、中鼓、大鼓、苏锣、深波、斗锣、钦子、亢锣、月锣、大钹、小钹，铜钟，云锣等；拉弦乐器有头弦、二弦、椰胡、二胡、胡弦等；弹弦乐器有小三弦、大三弦、琵琶、月琴、扬琴等。

潮州大锣鼓的创始人有欧细奴、谢奴仔、吴德润等，其中以欧细奴的贡献最大。欧细奴原是潮安镇合旗鼓亭的吹首，他熟悉正字戏音乐，在他二十四岁被锣鼓馆请去传艺，提供了不少正字戏音乐。在现有的十八大套曲目中，极大部分是正字戏音乐联奏。

小锣鼓是大锣鼓删去斗锣、苏锣等强烈而声浊的打击乐器后派生出来的一种合奏形式，具有轻快、明朗有特色，如《画眉跳架》等。

笛套大锣鼓流行于汕头市潮阳区。以大横笛（4-8支）为领奏、辅以笙、箫、管等乐器，具有高亢、清悠、柔婉、古朴之特色。苏锣鼓以苏锣、苏鼓演奏而得名。原脱胎于外江戏的伴乐。此外还有八音、十音、花灯锣鼓等。

笛套古乐　

流行于潮阳棉城。

笛套古乐流行于潮阳棉城。南宋末年，宋室宫廷乐宦吴丙（字汝光，原籍江西）随师抵潮，宋亡后，吴丙定居潮阳棉城，宫廷音乐的种子也因此播落于潮阳大地，经过历代乐工们的充实和发展，形成了潮阳笛套音乐古朴典雅的风采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潮阳笛套音乐的品类，可分为笛套音乐和笛套锣鼓。笛套音乐包括笛套古乐（即传统的笛套音乐）和经融合、演变而成的笛套音乐。笛套古乐从曲式结构到旋律进行，都保留了古代宫廷音乐韵味。其风格特点古朴、庄重、典雅、幽逸、清丽、悠扬，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传统色彩。笛套锣鼓包括笛套小锣鼓、笛套大锣鼓和笛套苏锣鼓，笛套小锣鼓是指笛套音乐配上小巧玲珑的锣鼓点，笛套大锣鼓是指笛套音乐配上大鼓、斗锣、大钹等音量恢宏的大型打击乐，笛套苏锣鼓则是指笛套音乐配上苏锣鼓。

就其共性而言，潮阳笛套音乐是属于套曲式的音乐品种。它以笛、管、笙、箫为主要乐器，用大横笛领奏。风格古朴、幽雅，具有宫廷音乐风味。相传宋末或明、清时，由中原传入。每个套曲由若干乐曲联缀而成，如《四大景》由散板、引子、序曲（头板慢8/4拍子）、一景柳摇金（头板、二板至三板）、二景金毛狮（头板、二板至三板）、三景闹元宵（头板、二板至三板）、四景柳青娘（头板、二至三板）组成。速度由慢至快，每段也分慢、中、快，章节段落分明，近似唐、宋大曲散序、拍序、曲破的形式。就其个性而言，潮阳笛套音乐从大笛吹奏的方法到奏出的音色有别于其他地方，构成潮阳笛套音乐地方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潮阳味。在吹奏方法上，潮阳笛套音乐是传统的（宫廷式）龙头凤尾指，领奏乐器的大笛（横笛）是28节大锣鼓笛。

由于历史和经济原因，潮州音乐已出现逐渐衰落的状态。历史资料散佚，艺术人才老化等等，无不制约着潮州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因此，有关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保护的力度。

弦诗乐潮州弦诗乐是民间丝竹乐。“弦诗乐”原指潮州古乐诗谱的演奏，已经逐渐成为潮州民间丝弦、吹管、弹拨等乐器独奏、重奏、合奏等演奏形式的总称，因学弦诗乐的人要先从读弦诗（指 乐谱）开始，韵味犹如在念诗，故此叫“弦诗乐”，是潮州音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潮州音乐中流行最广泛的一个乐队组合，流行地域主要是广东省东南的粤东地区诸县，但在闽南龙岩、龙溪地区，广东客家五华、大埔、兴宁等地，南部陆丰、海丰诸县以及海外东南亚泰国、越南、马来亚等地均有流传，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弦诗乐以潮州民间丝弦、弹拨乐器演奏古诗谱而得名，是最具群众性的演奏形式。乐器组合可大可小，大者有成十件以上乐器的合奏，小者有三、五件乐器的小组奏。潮州弦诗乐最早是以竹弦、洞箫、月弦三件乐器演奏的丝竹细乐逐步取代古老的古琴，近三百年来改用发声尖高的二弦为领奏乐器。其它拉弦乐器有椰弦、竹弦、二胡(提胡)、大胡弦；弹弦乐器有大三弦、月琴、秦琴、皮琴、葫芦琴、扬琴，吹管乐器有小横笛、大横笛、洞箫、小唢呐、大唢呐；打击乐器有小鼓、中木鱼、小木鱼、木板等。其中小横笛、大横苗、小唢呐、大唢呐亦分别可作主奏乐器，而三弦、琵琶、筝是室内细乐常用的组合形式，亦可分别用于独奏。

弦诗乐一般以板击节。板式节奏灵活多变，传统演奏习惯是由慢到快、层层推进，采用曲速三变的变奏手法，即从头板开始，接二板、拷拍、三板直至**急煞告终。同时在板式变化的基础上还运用约定俗成的单催、双催、双叠催以及其它变体的催奏形式，把乐曲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引人入胜的是往往通过旋律音高的微妙变异，使宫调产生似转非转的艺术效果，赋予乐曲以特殊的韵味和情趣。

潮州弦诗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和演奏风格，分为儒家乐、棚顶乐两种。儒家乐的演奏者，-种是由上层社会资助豢养的乐队，另一种则是自发性的群众自由集社组织，演奏风格纤细、雅致，重神韵，除自娱外，多用于民间婚、丧、喜、庆等场合。 棚顶乐则主要用于戏曲舞台，为喧染剧情服务，亦独立演奏，其风格简朴、粗犷。目前民间流传的弦诗乐，多为儒家乐的风格特点。

传统潮州弦诗用古老的二四谱演奏，其演奏特点可根据二四谱的各种调式；轻三六、重三六、轻三重六、反线、活五来进行转换和变奏，达到旋律色彩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轻三六调式特点旋律多轻快明朗；重三六调式则深沉含蓄；反线与轻三六同，但旋律高四度；活五调式最富有待点，善于表达哀怨或悲愤的情绪。将一首乐曲用不同调式色彩转换变奏时，一般规律为：轻三六乐曲可以转为重三六、轻三重六、反线；重三六乐曲可转为轻三六、轻三重六、反线、活五；活五乐曲可转为重三六、轻三六。

潮州弦诗在演奏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曲速三变。即每一首弦诗套曲基本上都用头板、拷拍、三板的形式作为其结构或旋律变奏的相对固定的程式。乐曲引子多为散板；头板(或称二板慢)为4/4节拍，是乐曲主体部分，演奏时一般不反复或反复时变化很少；拷拍为1/4节拍，是慢板旋律在节奏、节拍上的变奏，主要特点是多用后半拍，形成垛句式的旋律特点；三板为1/4(或2/4)节拍，亦是慢板旋律在节拍、节奏上的变奏，其特点是用多种催的手法把旅律反复变奏多次，速度逐渐加快，在**中结素束全曲。

潮州弦诗所奏曲目，传统乐曲多沿用中州古调传谱，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兼蓄了各地民间小调、佛曲、笛套和民间戏曲音乐中的外江调、正字调、粤调等，甚至有时还吸收民间艺人飘洋过海从东南亚各国带回来的民歌、小曲之类。著名的潮州弦诗十大名曲是《昭君怨》、《小桃红》、《寒鸦戏水》、《黄鹂词》、《月儿高》，以上五曲均为重三六乐曲； 《大八板》、《平沙落雁》、《风求凰》、《五连环》、《锦上添花》，以上五曲均为轻三六乐曲。其它流行的乐曲还有《柳青娘》、《浪淘沙》、《狮子戏球》、《千家灯》、《粉蝶采花》、《红梅头》、《粉红莲》、《画眉跳架》、《深闺怨》等。

潮州弦诗的著名演奏家有林玉波、张汉斋、苏文贤、林毛根等。 潮州外江音乐是指自江苏、浙江、淮河流域一带流传到潮州的音乐。戏剧称外江戏，音乐称外江音乐，锣鼓乐称外江锣鼓或苏锣鼓，佛乐称外江板佛乐。外江音乐之传来潮州，不是某一年代、某一历史事件而成其事，应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的文化迁移事件。其起始应在南宋年间。

南宋时杂剧和民间百戏、民间音乐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福建、广东沿海富庶的地方是南宋的大后方，也随着苏杭的发展而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自然要比北宋方便些、频繁些。北宋时产生于温州的南戏，至南宋时盛行于临安等城市，并且向南方传播。据《漳州府志》卷三八载，南宋时，朱熹的门生陈淳(1153-1217)给漳州知府傅伯成的一封信，建议禁止当地农民结集演戏。这封信，除了说明当时南戏空前发展之外，也提供南宋时，南戏从苏杭经福州南下，播及漳潮的有力佐证。

外江戏及外江音乐在潮州于清末民初一直盛行，到20世纪50年代才渐告衰落。

除个别地方还有外江乐存在之外，大多数的外江乐已经溶化在潮州音乐乐种的各种形式之中。

南音的艺术特色

音乐艺术既生动、鲜明，又飘渺、抽象；既无需借助诠释、译述而能给人以直接的感受，又往往令人觉得深邃高远、扑朔迷离、难以言状。因而这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艺术，又常常被人说"听不懂"，尤其是一些器乐作品。音乐何以这样感人？它怎样表情达意？繁复的品类样式有哪些分辨的线索？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感性的积累，也需要理性的把握。正是：感受到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很好地认识；只有认识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感受它。

音乐--作曲家精心谱写的作品，经过表演家精心唱、奏而呈现在听众面前，并被听众感受到的音乐，实际上是一个特定的音响过程，一个多种要素结合一道，涵载着一定生活内容、思想感情的，活跃、流动、组织有序的音响过程，它续续扬扬，作用于人们的听觉，引发人们种种相应的生活、情感的体验和联想，使人随之步入艺术审美境地，并从中获得某种精神享受和满足。由这段概述引申开去，我们从四个方面对音乐的主要艺术特征，加以简要剖析。

一、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作为音乐艺术物质材料的声音，是一个超脱了自然原型的特殊的音响体系

这一点是音乐具有与其它艺术不同的种种特殊性的根源所在，也是音乐诸多艺术特征生成的根源所在。音乐不同于口技，不同于戏剧、影视中的"音响效果"，音乐是一种表现力极强的、独特的艺术品种。这首先由于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材料，不是一般意义的声音；是人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经过反反复复的选择而留取下来的，经过多方面加工组织起来的一些特殊的声音，它们源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但又超脱了"自然客体"的属性。譬如，从高低方面讲：太高太低的、不易清晰听辨和不便准确控制的声音，都被陆续淘汰，留下来在音乐中使用的，大体上就是现在的钢琴上所能奏出的那88个音。这88个音各有自己固定的音高；由低至高依次排列起来，成为"音列"。音列中的音根据振动频率的倍数关系，被划分成若干"组"。每组--即每一个"八度"之中，按高低相等的距离，分设12个半音，其中有7个音被称为"基本音级"（如钢琴上的白键音），另5个音被称为"变化音级"（如钢琴上的黑键音，7个基本音级分别命以固定的名称--C、D、E、F、G、A、B，这就是"音名"。变化音级的名称，按基本音级加注"升""降"来称谓。如"升C"（＃C）、"降D"（b D），"升D"（＃D）、"降E"（bE）等等。

为了歌唱方便，各音还命有"唱名"，这便是："Do、Re、Mi、Fa、Sol、La、Si"。构成"音列"等等还只是音在高低方面的初步组织。音列中各个音间距离相等，每个音都有等同的意义，而这种相互等同、各自孤立的音是不能表达音乐思想、感情的。因此需要进一步组织：以某一个音为稳定音，其它若干音依不同的倾向关系与稳定音联结成一个体系--调式。

调式种类很多，现在广泛使用的调式有：西洋大、小调式；中国汉族五声调式，其它民族调式等。调式体系中的音叫做"调式音级"。

调式音级除了按各自级数称谓--二级音、三级音、四级音、五级音……--之外，还分别命有专用的名称，如大小调式各组音分别称为："主音、上主音、中音、下属音、属音、下中音、导音"。

调式体系中的各个音级之间，已不再仅仅是单纯的音高关系，同时还构成了旋律和音程的关系。在调式音级稳定与不稳定的基础上，进而将旋律、音程在纵向与横向方面相结合，形成多声部--和声、复调……以上是对音在高低方面的一些选择和加工。同时，在长短方面进行加工，组成节奏、节拍体系；在音质、音色等方面进行选择加工，形成"乐种"、"声种"、"声部"、"乐器组"等等不同意义上的各种分体系。经过这诸多方面的选择、加工而构成的"音乐音响"总体系，其声音的优化程度、美化程度、可操作程度；运动中的稳定与不稳定、平衡与不平衡、紧张与舒缓等内在的动力和逻辑、色彩、力度等等--一整套表现性能，不仅具备了，而且完善、强化起来。对它的掌握和运用，愈益能够体现人的自觉的意愿和要求。这样的声音，也只有这样的声音才成为了音乐艺术的物质材料。

二、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音乐艺术的展现要在一定的过程中完成

音乐艺术特别生动活跃，特别具有"动人也切""入人也深"的感染力量。为什么？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这样思考：为什么音乐的表现力比色彩大如许之多？结论是--因为它是时间性的。事物在运动中存在，人在运动中生活，人对事物的感受和认识有一个过程，人的思想感情的深化、发展也在过程中实现，因此，通过声音运动过程来展现的音乐艺术，对反映运动着的事物，表达发展、深化的思想感情，有着特殊的适应性。调转过来，在欣赏过程中音乐的这种"特殊的适应性"，便转化为特殊的感染力。例如：欣赏一幅摄影或绘画作品《晨曦》：广阔的近景、遥远的天际，金黄与绯红的光芒涂抹着朝霞、铺洒向大地。构图简洁、明快，形象活泼、爽丽。从建筑物的轮廓、路面的净洁以及道旁的花草、人物的眉宇之间，都可以看到脉脉生机、欣欣向荣。然而，这晨曦中的大地怎样地在醒来，勃勃生机又怎样地在涌动……要进一步真切地感受这些，则需欣赏者发挥想像力，将自己身置其境，并使画面上的一切活跃起来去体味。可是欣赏音乐作品情况便不同了。譬如听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作品第46号）中的第一曲《朝景》：长笛在中高音区奏出一个四小节的乐句，柔和的68节拍，明亮的E大调，清滢流动的旋律线……明彻的音色、委婉的曲调，在木管组长音的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甘美，令人心旷神怡。接着，这一旋律由双簧管降低8度在中音区奏出，衬景长音改由弦乐组担任。随后，这两句音乐上移大三度，在＃G大调上重复。经过在B大调短暂停留过渡，这一旋律又由整个弦乐组在E大调上奏响。曲调引伸，音区扩展，织体绵延，和声、调性的转换等等，这一切融成一体，注入人们的心田。于是，人们感受到的不是一个静止的"朝霞满天"的画面，而是个有变化的过程，"光线"在变，"色彩"在变，"温度"在变，由太阳"吐露微明"到"喷薄欲出"到"冉冉升起"，勃勃生机也由萌动、积蕴到习习涌动……这些感受获得于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也正是音乐展现的过程，二者同步。

音乐艺术有一种引人"介入其中"的力量。这是因为音乐的律动和起伏，会自然诱发人体运动机制产生变化、与之相应。一支队伍**起来出发行进，没有人喊"一二一"，众人的脚步自然走不齐。倘若此时，有一支军乐曲奏响，它节奏鲜明、雄壮有力：过一会儿请看，人们的脚步随着这乐曲的进行，已经整齐划一。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不仅注意力集中于它，而且肌肉、肢体、喉咙、牙关以至循环系统、呼吸系统都会随着它而张弛。身体运动机制的活动、变化，又直接作用于情绪使之兴奋、波动。所以，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够像音乐这样：可以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使众多的人按照同一意向感奋起来，而且可以达到那样强烈的程度。正因如此，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军队，都要搞军乐、军歌、进行曲和其它能够统一步调、鼓舞士气的音乐。近几年，我国社会音乐生活中突出的问题之一便是品类失衡。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反映人民奋发进取、建设"四化"的内容，明快嘹亮、催人振奋、鼓壮威风的音乐作品和表演。这是群众的呼唤，人民的呼唤，也是时代的呼唤。

三、音乐是表现的艺术；所谓"音乐形象"是形成于头脑中的形象，是感情化、性格化的形象

表现艺术是相对于再现艺术而言的。这两类艺术都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不同的是：再现艺术反映生活要模仿、复现客观生活的形态，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形象，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达意抒情。表现艺术则是将来源于客观生活的思想感情，直接地披露出来。音乐是典型的表现艺术。音乐的音响是感情的直接载体。涵载着感情内容的音乐，给人的感受是直接的，或者也可以称为是"直观的"。人们在从音乐音响中直接获得相应感受的同时，会生发种种想象，这想象可能浮现为具体的"画面"、"图景"、"情境"……生动、活跃的想象，反过来可以强化自己的音乐感受，但音乐自身却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实实在在的可视的形象。例如，欣赏伟大的波兰作曲家肖邦的钢琴作品《C小调练习曲》（作品第10号之12）时，你可以听到：八小节强烈、激愤的引子过后，左手奏出急速上下奔腾、持续不断的音流，有如狂风咆哮；右手奏出带有附点节奏、急促有力的旋律，传递着激越奔放的情绪，气势恢弘。随着音乐发展，情绪愈加高涨，一泻千里，强劲的艺术感染力撼动着人们的心弦。如果，聆听这音乐的听众，对作曲家肖邦崇高的爱国主义品格、炽热的民族情感有所了解，又知道这首乐曲写于1831年波兰起义失败之后，那么他的欣赏活动会更加主动积极，进而捕捉到更多的东西，碰击出更多的"火花"。当然，对作品中艺术主人公的英雄性格，痛苦、不安、愤怒、激昂，对其为祖国的悲剧而感发的慷慨的斗争精神，也会有更加深切的感受。然而，不论听众欣赏过程怎样积极，艺术主人公却不因此而真的呈现在舞台上。演奏这一乐曲的钢琴家也不是英雄"角色"的扮演者，他只在演奏，把作者的、作品中的情感，化为自己的情感，直接、倾心地表现给听众。

四、音乐是再创造的艺术；音乐的表现有稳定性的一面，又有演绎性的一面

歌谱、乐谱是记载音乐的符号。把用符号记载的音乐变为实际音响的音乐，需要通过演唱、演奏，这唱、奏表演即被称之为"二度创作"。二度创作可以无数次地进行，而每次唱、奏，无论对于谱面的原作来讲，还是对于前次的表演来说，都不是"复述"或"重播"，而是对作品的一种再创造。再创造是积极的，包含着演奏、演唱者对作品的再理解；对作者艺术表现意图的再领会和技术、艺术上的再处理、再发挥。因此，音乐表演被看作是"对作品的解释"、"对作品的表现"；也因此优秀的演唱、演奏者被称为"表演艺术家"。

艺术贵在独创，二度创作同样贵在有独到的处理。同是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第61号），海菲兹和大卫·奥依斯特拉赫两位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的演奏，在音色、力度和若干细部的处理上，有很大差别，反映着两位演奏家对作品表现的不同，演奏风格的不同。不论是更加酣畅明丽（前者），或是更加浓郁深情（后者），都使人获得很高的艺术享受和满足。因而，人们绝不缘于他们演奏的各有不同而取此舍彼或厚彼薄此，相反人们会把它们视为同样珍贵的两种版本、两种范例。

乐队演奏也是这样，同是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作品第95号）由托斯卡尼尼指挥演奏的，与卡拉扬指挥演奏的，与小泽征尔或李德伦指挥演奏的，各有艺术表现上的明显差异，各有独到的意趣和价值。于是人们可以发现一种现象：美术鉴赏家、收藏家以持有原作、原件为显贵，而不以握有多种临摹品为荣；相反，音乐鉴赏家、收藏家则以藏有诸多名乐队、名指挥、名演奏演唱家的音响品为富有。其原因就在于临摹是**；而后者，作品虽是一个，但每人、每次的表演都是一种再创造；各有独到之处的（音响）版本，都别有自己的艺术价值。从音乐这一特点的角度来看，广泛流传下来的音乐作品，大都已不是或者根本就不曾是严格意义上的"原件""原版"。

音乐艺术得以在人们不断进行二度创作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智慧、才华、创造性注入其间，因而具有永不凋谢的生机。音乐艺术之所以特别鲜活，也得益于它流传在不断的再创造、再丰富的基础之上、过程之中

以上所述是音乐艺术的四个基本特征。沿此线索，深入进去、体味开来，可以领会到音乐与姊妹艺术之间是怎样相互通联、又怎样相互区别的。音乐所特有的表现手段、技法、规则、方式等等，也无不根植于此。

《中国音乐词典》载“南音”条目有以下四方面的内容：①周代的南方音乐，简称“南”。②先秦已视作古乐的“南音”。③即“福建南曲”。④曲艺的一种，用广州方言演唱。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百多年历史，以清唱为主。由此可见，南音、南曲之名古已有之，专指特定年代、特定地域的音乐；而“南音”又在一百多年前已为广东的地方民间音乐所名。

王骥德《曲律》中论及：“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栉调比声，北曲遂擅盛一代；顾未免滞于弦索，且多染胡语，其声近哓以杀，南人不习也。迨季世入我明，又变而为南曲，婉丽妩媚，一唱三叹，于是美善兼至，极声调之致。”又曰“《孺子》、《接舆》、《越人》、《紫玉》、吴歈、楚艳，以及今之戏文，皆南音也。”这里所提到的“南音”、“南曲”是指今之“昆曲”，以及江、浙、赣一带的海盐腔、余姚腔、青阳腔、弋阳腔等。所以“南音”、“南曲”古代、现代，以及地域不同，所指也不同。

泉州南音由“大谱”、“散曲”和“指套”三大部分（俗称“指”、“谱”、“曲”）构成完整的音乐体系。“指”，即“指套”，亦称“套曲”，是一种有词、有谱、有指法（即琵琶弹奏指法）、比较完整的套曲。每套套曲由两首至七首散曲组成，以音乐的“管门”和“滚门”归类编成套，共50大套，主要有《自来》、《一纸相思》、《趁赏花灯》、《心肝拨碎》、《为君出》5套。“谱”是有标题的器乐套曲，附有琵琶弹法，是有标题的器乐套曲，没有曲词，以琵琶、洞箫及二弦、三弦为主奏乐器。每套包括三支至十多支曲牌，共16大套。内容多为描述四季景色、花鸟昆虫或骏马奔驰等情景，其中著名的有“四”（《四时景》）、“梅”（《梅花操》）、“走”（《八骏马》）、“归”《百鸟归巢》）4套。“曲”即散曲，又称草曲，只唱不说。有谱、有词，一般由琵琶、洞箫、二弦、三弦等四件主要乐器伴奏。 据学者研究考证，从南音的曲牌名称、格调韵味和所用乐器的制造特点、演奏姿势等方面看，都足以说明南音与唐宋大曲、法曲、宋词、元散曲有着密切关系，“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它保留着唐宋古典曲牌，有浓厚的中原古乐遗风，间或融入某种异域情调。

泉州南音演奏演唱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洞箫、二弦，执拍板者居中而歌，这与汉代“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表现形式一脉相承。其工尺谱记法自成体系，是古代音乐记写形制之遗存。横抱演奏的曲颈琵琶、十目九节的洞箫、二弦、三弦击拍板等，也都因袭古乐器遗制。南音曲目有器乐曲和声乐曲两千余首，蕴含了晋清商乐、唐大曲、法曲、燕乐和佛教音乐及宋元明以来的词曲音乐、戏曲音乐等内容。南音以标准泉州方言古语演唱，读音保留了中原古汉语音韵。演唱时讲究咬字吐词，归韵收音。南曲曲调优美，节奏徐缓，古朴幽雅，委婉深情。

它汇集了盛唐以来中原雅乐之精华，后来又吸取了元曲、戈阳腔的特长，并与闽南的民间音乐融会一体而逐渐成为词曲清丽柔曼、旋律缠绵深沉的美妙乐种，尤其长于抒发乡人思亲、游子怀乡的真挚情怀，那如怨如慕如丝如缕的声音，犹如南国夏夜的玉兰花香，一阵阵沁入人们如痴如醉的心田。由于南音富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曲调优美、易学易唱的特点，因而在闽南和海外拥有众多的知音。

南音至今保留着“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演唱形式。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盛行，南音也随着华侨华人的足迹流传到东南亚，远达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