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自言写作此书是因为目睹了60年代的激进运动失败后有许多人产生回到文学、回到“内心”的倾向，似乎以为可在文学的幻想中获得“自立”。而在柄谷看来，这种貌似自由主义的姿态实际上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他写作《起源》目的就是要对这一现象实施根本性的批判。在写作此书的70年代末，他似乎还不乏信心，总觉得对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批判性清理可扫除沉积多年的精神病灶，使那些被“现代文学”所压抑、所排斥的东西获得复权。然而历史却跟他开了个玩笑，在“现代文学”被毫不留情地解构后，冒出来的却不是他所希望的夏目漱石那样有内在紧张和丰富活力的文学，反倒是村上春树之流的文学大行其时。村上正是柄谷所说的那种60年代激进运动失败后回归文学和内心的典型人物。他的创作里，“现代文学”的传统荡然无存，渡边式的人物也不再是国民主体，他们游离于国家政治之外，自甘居于社会边缘，他们所精心呵护的只是那个牢狱般的自我主体。这种主体苍白、孱弱，自以为舞姿曼妙，实际上是一个空洞虚无的影子。在杀死了“现代文学”所塑造的强大而僵硬的主体后，登上舞台的却是一个更加不堪的丑角。这真是绝妙的讽刺。